在我国海洋文化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有两大文化系统：一是北方滨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一是南方滨海地区的百越文化。龙山文化以古登州为主要起点，跨越渤海，传播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百越文化以河姆渡文化为母系，形成了覆盖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百越文化，并跨越广袤的太平洋影响着菲律宾乃至太平洋众多岛屿的文明进程，它不仅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文化起源，也展现了华夏大地海洋活动的曙光。可以说，河姆渡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据史料记载，百越先民“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七千年前，地处沿海的河姆渡先民已经开始走向海洋，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完整的陶舟和六支木桨，以及一只独木舟残骸。出土的“夹炭黑陶舟”形状为半月形，两头尖，呈现梭状，可以说基本上保持了后世出土的独木舟的形状，应该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所造独木舟的写照。而出土的独木舟残害中间挖空，横断面呈弧形，一端收敛的尖圆形。与独木舟相对应的则是有段石锛。有段石锛是新石器时期“刳木为舟”、专用于独木舟制造的先进生产工具，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有段石锛的出土表明了河姆渡先民开始用这一工具制作海上活动的工具，出土的独木舟就是河姆渡人利用有段石锛制作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以河姆渡为源头的有段石锛还进一步向外传播，并逐步传播到浙江沿海、舟山群岛、台湾、日本群岛乃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有专家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

有了有段石锛及其产物独木舟的支持，河姆渡人初步掌握了驾驭水的能力，并勇敢地借助舟揖涉足海上, 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在遗址中就曾发现了大量来自海洋的诸如鲸鱼、鲨鱼大型鱼类的鱼骨。既而，在冒险开拓的海洋精神激励下，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制陶文化、建筑文化等诸多首创也借助海洋实现了对外的传播。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指出，“以河姆渡及后续者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文时代玉玦、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弥生时代及其以后的干栏式建筑，都可从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浆和陶船模型，同时沿海的舟山群岛也有同类遗址的分布，至少证实当时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特别是结合绳文时代的玉玦、漆器和稻作萌芽，似乎已与长江下游的新时期文化有所联系”。周南泉先生则依据中日两国发现的玉玦对比研究，认为河姆渡至良渚文化之间，有一支“江南人”曾从海路迁移到了日本。游修龄先生认为，日本的水稻品种可能有中国的长江口传到日本。而王心喜先生更是进一步断言：“水稻只能从江南地区由海路输入日本，除此别无他路。此外，更有日本学者指出, 日本由铁制、骑马和稻作三大集团构成，其中稻作集团就是来自中国浙东。河姆渡稻作文化往北越海传到了朝鲜半岛与日本, 往南传到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缅甸等地。同时据专家考证, 作为人类建筑史上的破天荒创举,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往后曾影响到东南亚、日本乃至南太平洋、澳洲等地。

就河姆渡文化而言，遗址中发现的独木舟、有段石锛、稻谷等诸多文物已经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海上活动，这些海上活动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以海上贸易和海上人员往来为目的的海上丝绸之路，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下意识乃至被迫的海上活动，但其中却蕴含了创新、开拓、团结等诸多内在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这一“海丝精神”深深地烙印在在甬城大地上，烙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群中，且血脉相传。同时，这一“海丝精神”也如同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人群一样创造出了海洋文明，而这海洋文明又与原生与中原地区的陆地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了具有华夏印记的、独特的华夏蓝色海洋文明。在“海丝精神”的激励下，在华夏海洋文化的孕育下，宁波产生了王阳明、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巨匠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浙东文化，也差生了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的宁波帮以及宁波商帮文化。

简陋的独木舟，粗糙的有段石锛，艰苦拼搏的河姆渡人，这些已经远去，但其中所蕴含的“海丝精神”依然影响着当下，成为现今社会必须传承、必须弘扬的精神坐标。